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完成修改：三处条文调整，涉职业健康与资源配置

2026年11月6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〉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》，其中对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作出三处修改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这不是一次针对医疗卫生领域的专项修法，而是“打包修改”十五部法律中的一项。与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同批修改的，还包括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。理解这轮修改的性质，需要先看清这个程序背景——它更多是法律之间的衔接与表述统一，而不是制度框架的重构。但三处条文的变化，仍然透露了值得注意的指向。

三处修改分别改了什么

第二十三条第一款，改的是职业健康保护的工作机制。 修改后的条文为：“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工作机制，加强职业健康监督管理，提高职业病综合防治能力和水平。”对比修改前的表述，核心变化在于将“工作机制”的建立健全明确为县级以上政府的法定职责，并与“监督管理”“综合防治能力”并列。这一修改与同批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十条的修改形成了呼应——后者将职业健康保护规划的制定主体明确为“国务院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”。两部法律在同一批次中调整职业健康相关条款，指向的是职业健康监管职责在纵向层级上的进一步理顺。

第三十七条第一款，改的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原则。 修改后的条文为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科学配置医疗卫生资源，举办医疗卫生机构，为公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保障。”“科学配置”四个字替代了原有的表述。放在这部法律“强基层”的立法原则下看，这一措辞调整的落点不在语词本身，而在于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要求写入政府法定职责的表述之中。当“科学配置”成为县级以上政府的法定行为准则时，资源过度向高层级机构集中、基层长期薄弱的格局，在法律层面获得了更明确的校正依据。

第四十条第一款，改的是政府举办医疗卫生机构的收支管理要求。 修改后的条文为：“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坚持公益性质，所有收支均纳入预算管理，合理规划设置并控制规模。”“所有收支均纳入预算管理”是对政府办医公益性的一项操作性强化。它的含义是清晰的：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，其资金流转不应存在预算之外的“体外循环”空间，规模扩张也需在预算约束和规划框架内进行。这与近年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、控费、规范收支的政策脉络是一致的。

这轮修改的定位：衔接性大于变革性

把三处修改放在一起看，它们各自回应的是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——职业健康监管的层级分工、医疗资源配置的基层导向、公立医院的收支规范。但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，都属于法律之间的衔接性调整和表述的精确化，而不是引入新的制度工具或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。

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，这轮修改没有触及这部法律的核心框架——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范围、公民的健康权利、政府的保障责任、医疗卫生机构的分类管理等主干制度，均未变动。修改的对象集中在政府职责的具体表述和执行层面。这意味着，这部2019年制定、2020年施行的“卫生与健康领域母法”，其制度框架在实施六年后的首次调整中，被判断为总体稳定，需要修正的是与后续立法、政策演进之间的咬合精度。

对于医疗卫生机构和从业者而言，这轮修改的直接影响有限，但第三十七条“科学配置”和第四十条“所有收支纳入预算管理”的措辞变化，在后续配套规章、地方立法和监管实践中可能被援引为原则性依据。当基层资源配置不均衡或公立医院收支管理出现争议时，修改后的条文提供了更明确的规范表达。至于这种规范表达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实际的政策约束力，取决于配套细则的跟进和监管执行的力度——那是另一层需要观察的问题。